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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留学经历
2001-05-07 08:23:53

硅谷中国工程师黄楚材起诉美国政府
今年3月11日，前中国留学生，硅谷中国工程师黄楚材将在Santa Clara县法院出庭，起诉美国地方政府、检察方和警方基于种族歧视，对他进行错误拘留、错误关押和错误起诉。以下是他对事实的叙述和事情经过：
坎坷美国路
“我叫黄楚材，湖南衡阳人。来美国前在广州中山大学当老师。我1995年1月来美国，在俄荷克拉马州立大学学自动控制，半年之后改为学芯片设计。” “我前妻王硕那时还在中国，她也是湖南衡阳人，在中山大学外语系任教。我们是在长沙铁道学院学习时认识的，那是1983年，那时我是研究生，她是本科生。后来我从中山大学考托福来到美国。”
黄说，他的美国之路从一开始就充满坎坷，1993年，他就得到美国四家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但是他的签证总共签了两年，被拒签十次。第十一次也是在他和签证主管面谈一个多小时后才得以过关。
“由于签证的耽搁，我到美国已经比开学晚了一个月。来美国的第一个星期，我就去学校餐厅打工洗碗了。我每星期要上九个学分的课，打二十个小时的工。因为没有奖学金，第一个学期的学费，我是向同学借了三千多美元交上的。我和其他两个中国同学，一个湖南的，一个南京的，挤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有上下双人床，一百多美元的房租，我们每人出五十多块。”
“第一个假期，我就到德州的中餐馆去打工。以后的每一个假期，我都要飞到外洲去打工，赚下个学期的学费。但是每到开学时，我常常还在发愁学费没有挣够。我的所有精力，都用在打工和上学上面。当时我英语也不好，上课似懂非懂，在中国学的许多东西到这边根本没用。下午要考试了，中午还在餐厅打工。丢下工作服赶到考场一坐，时常是对要考什么，一点点感觉都没有。”
“一直到96年后，我得到了RA，有了奖学金，情况才好一些。这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前妻办来美国。”
“1997年三月八日，她来到美国。在这之前，我打电话回家，我妈妈说明她
可能‘有点问题’，交了情人。事实上，在我一到美国的第二个月，她就把我们的小女儿送到湖南给我妈妈带。我并不是没有感觉，因为我和她通电话时，已经感到她言不由衷，有事瞒着我，但是我还是对母亲说，我们已经是十多年的夫妻，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要多想了。”
柳暗花明时？
“她来了两个月，我就毕业了。我们开着一辆1987年的马自达，那是我用1600块钱买的，压满了行李，车的传动系统还有毛病。我们的目的地是加州硅谷，因为那是我的用武之地。我们要穿越六个州，俄州、德州、新墨西哥州、阿利桑那州、内华达州，最后才是加州。车一爬坡，就开不动了，我总是提心吊胆它会停在路上。但是我对未来充满期望，我已经完成了学业，而且我们夫妻又重新在一起。”
“到了硅谷，我们在MIPITAS找了一间小房子住下。我就开始找工作，打电话，去 JOB FAIR，看广告。中间我在餐馆打了两个月的工，然后NEC公司录用了我，作为PRACTICAL TRAINING。”
“我来美国已经39岁了，又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和磨难。这时的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在公司好好干，建立自己未来的事业和我们共同的生活。我每天早出晚归，起薪就是五万多美元。我首先要还许多债，借同学的学费，拖欠的信用卡帐单等。但是我不知道，一场灾祸正在等着我。”
谁的女人？
“后来我知道，我离开中国后，她就找了一个男人来家里同居。她来美国后依然和他通信，信里彼此称呼‘老公 ’‘老婆’。”
“1998年6月，我的PRACTICAL TRAINING到期，由于我工作比较努力，公司给了我‘OUTSTANDING’的评语，公司额外给了我一万八千美元，在家里等工作签证配额，同时去三家专业进修班。”
“但是我一旦不去上班，就开始发现一些奇怪的事。例如总是有人打电话到家里来，但是一听是我接，就把电话挂了。她那时已经在餐馆打工，有时她说是去餐馆，深夜才回来，但是餐馆又来电话找她。我几次问她，希望她不要有事瞒我，但是她都否认有任何异常。”
“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找她，对方是一个美国男人。她接完电话后，突然对我表现得异常亲热，然后提出要出去办事。我心里已经有几分猜到，但是还是说时间太晚了，问她能否不去。”
“她答应了，但是开始坐立不安。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她不见了。又等了很久，我开始担心，便开车出去找。我在一处公用电话亭看到她在那里打电话。她回家后，我对她说，要是她打电话需要我回避，我可以出去一会儿，但是希望她不要晚上再自己出去，因为有安全问题。”
“于是有一天，她出去晚上就没有再回来。她最后把自己的东西都搬走了，还拿走了家里的房门钥匙和车钥匙。我找不到她，只好打电话给她的女友，请她转告她把钥匙给我。我很气愤地说，我情愿把车捐出去，甚至一把火烧了，也不愿给这种无情无义的女人。 ”
“你有权利保持沉默”
这是我们在电影里，在现实中都可能听到的一句话，它通常出现在训练有素的美国警察将钢铐铐在你的手上之时。全文是：“你有权利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有可能在法庭上成为对你不利的证词。”
但是对许多初闯新大陆的移民，对许多语言、文化和法律不同的华人，沉默已经不是一种权利，而会成为劫难的开端，尤其是您准备将这一沉默延续得太久。
黄楚材对此深有体会。给那位女友打过电话后，他在同事的建议下来到前妻打工的餐馆，希望拿回钥匙。“我刚到那里，就看见那位美国人开着一辆跑车送她来上班。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他长得五大三粗，带着墨镜，是个公车驾驶员。后来他在法庭的证词中说，他在军队服役过，是摔跤能手。我等车停定，过去对他打招呼，说明我是她的先生。随后我向她要钥匙，争辩起来。这时，他突然从我背后抱住我，将我猛然翻倒在地，卡住我的喉咙，用膝盖猛顶我的胸腹，挥拳猛打我。随后，他向我前妻大叫，快去打911！”
“我被压在地下，手腕流血，身上多处受伤，被卡得几乎窒息。迷蒙中我感到有人围上来，我希望警察快来，因为这样我可能得救。”
“警察很快来了，他向警察说了许多。而我被打得晕头晕脑，浑身是伤，英语也不够好。我说他打伤了我，但是警察不听我的，命令我别动，搜查了我的全身，将我铐上，塞进警车。这时，警察对我说了那句话：你有权利保持沉默……在片刻间，黄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现实，而不是一场梦。他看着前妻和与她私通，又联合陷害他的那个白人相好站在那里，目送着警察将他带走。”
“这个迷，等到他与他们，与一定要将他定罪的美国政府检察方打了一年多的官司后，才开始有几分悟透。他的错不是犯了罪，甚至也不是英文不够好，而是因为，对方是位美国公民，一位衣冠楚楚的白人，而他是位瘦弱的黄脸小儿，一位没有投生在这里，因而处于二等地位的外来者。”
“我感到自己不是人”
那是中午发生的事。随后，黄被带到警察局。在MIPITAS警察局，黄被关在拘留室里，随后接受提审。他们再次说黄有权利保持沉默，但是黄说，他不准备保持沉默，而是必须讲明事实。警察通过电话找到AT &T电话公司的一位翻译，黄向她说明了情况，请她转告警察。随后的整整一下午，黄被关在警察局里，举起的手臂被铐在铁杠上。没有人关心他的伤痛，没有人包扎他的伤囗。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警方没有忘了根据那位白人公民先生的报案，找照相机以拍摄黄对其前妻王硕 “施暴”的证据──说她的嘴被打破流血，但是却拍不到东西。最后警察在报告中竟然解释说，因为时间消逝的原因，当他们要拍摄时，已经看不出“明显的痕迹”。
当天晚上，黄被送入圣荷西监狱。黄永远也忘不了，他被命令在大厅广众之下，包括当着来回走动的女警员的面，脱得一丝不挂，换上囚犯的服装。“我当时不由想到古罗马的电影，那里的男奴隶伺候贵妇人洗澡，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在这些警察的眼里，那些奴隶和我都不是人。”
铁门一关，黄陷入了深深的绝望。“我脖子痛得直不起来，全身伤痕累累，手臂还在流血。但是，这些比起我内心的伤痛，都算不了什么了。我想，我到美国干什么来了？辛苦，奔忙，现在竟然被关进监狱。美国是我们学生时代民主人权的梦想，但是为什么不由分说就把我关进监狱？”
“我开始想绝食来抗争，但是后来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想到在中国的年老双亲，还有自己日思夜想的小女儿。他必须先想办法出去。
台湾同胞的义气
“我要求给公司老板打电话。第一个电话没有人接。到第二天早上半个小时的放风时，我给老板打通了电话。他是台湾来的。是我的经理，他说他一定来救我。后来我知道，要不是他来救我，按检察官指控我的罪名，我至少要在监狱里关十个月。”
“第四天，我被带进法庭，我看见我的老板带着公司的几个人和一位律师也来到法庭，才感到有了希望。老板已经从自己的私人帐户取了两万美元，来法庭保释我出去。 ”
“从法庭回监狱后的一天深夜，凌晨三、四点钟，狱警释放了我。我到外面找公用电话，在寒冷夜风中索索发抖打电话给同屋，说：‘我现在在监狱外面哪，你能不能开车来接我？’”
“出狱后，我找了医生，医生给我的伤拍了照片，还写了伤势报告，并给我治疗。这时，从老板嘴里，我才知道，我已经被美国政府检察官以三项罪名起诉：一是恐吓杀人罪，二是家庭暴力罪，三是人身攻击罪。罪名的依据都是王硕和他的相好的证词。如果罪名成立，我可能被判坐牢，并在服刑后被递解出境。”
形形色色的律师
“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找律师，在将到的法庭审判中替自己辩护。”黄找的第一位律师是华人，先收了他1600美元，按每小时200美元收费。他的第一个意见就是黄必须认罪，然后由他和地区检察官交涉，请求法厅宽大处理，从轻发落。我说我从未打过王。律师说，“这是美国，要是你拍了一下桌子，旁边坐着位女士受了惊吓，她也可以起诉你！”
当然，这位了解美国的律师说得还不全面，您如果有钱有势有名，如果是小肯尼迪，是辛普森，是泰森，强奸、杀人，都不一定要认罪。但是黄毕竟是黄，姓黄，脸也黄。律师对黄说，要是他不认罪，官司有可能要变成陪审团审判，这样他至少要坐六个月的牢。
入乡随俗，黄在将信将疑中，根据律师的指令，去找了心理医生，其目的是，证明黄由于心理失调而具有“暴力倾向”，目前又老实接受治疗。但是尽管黄忍声吞气十分配合，而且甘愿交每小时100美元的费用，但是心理医生在对他进行一系列诊断和问答后的结论却使他们都啼笑皆非，因为医生认为他很正常，没有什么暴力倾向。
开庭那天，律师因为有其他案子要忙，晚到了一会儿。黄在行将认罪之前实在忍不住，把心中的不平吐露给法庭安排的翻译。她是位来自香港的中年女士。出乎黄的意外，她告诉黄，美国有个好的制度，就是陪审员制，不是检察官说你有罪就能定你的罪。
“我听了她的话，心里有了些底。这时律师来了。他和检察官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对我说，检察官说了，只要我认罪，第一、第二项罪名都可以勾销，只剩第三项罪名。我不必服刑，只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参加学习班，每周一次，一共52周。我当时心里很矛盾，想，美国的法律不应该是这样，有没有罪，好像随便商量就行了。我说，我可以去参加学习班，但是不认罪。律师对检察官转述了我的话。一出法庭，他就大骂我STUPID，说那么好的DEAL，你都不接受。像你这样的人，再给我几千块钱，我也帮不了你。 ‘报告上都写了，你把人家打出了血，有很多伤痕，你还不承认！’这时我才发现，他连我的案子报告都没有认真看，把对方做的事安到我头上来了。”
“在失望和疑惑之余，我想起了一件其他硅谷工程师可能也都会做的事。我去INTERNET，直接察看美国刑事法典。因为我必须自己了解美国的相关法律到底是怎么定的。我察看了检察方控告我的三条罪，如果都确立，我会坐牢三到五年，罚款一万美元。但是我也发现了最重要的一点，所有这些罪名的定罪，都需要明确的证据，而对方没有这些。我决定重新找律师。我想，我没有钱，找不起好的律师。我只要求一个能在法庭上把我的案子事实说清楚的律师就行了，然后让法官和陪审员们定，到底我有没有罪。”
“我又找了一个律师 W，他听完说，没问题，我包了，但是要一万美元。第三个律师S和我谈话时先揿下计时器，每小时100美元。他说要收费7500美元。换了一个，就少了2500美元。于是我又去找第三个，B律师，他说要5000元。最后我找到一个美国律师，他50多岁了，小小的个子，娶了一个中国太太，他过去曾经做过法官，经验丰富。他看了我的案子，说你的案子很容易，三千美元就行了。我最后选定请他做。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案子就法理而言，其实很简单，律师在开庭之前，总共和我面谈过一次，就是第一次见的面。”
“12月16日，我们来到法庭，检察官的DEAL更‘好’了，只要认罪，我不但不需要坐牢，连收费学习班也免了，只需要去三加五个周末社区劳动就行了。这不会影响我的身份，办绿卡。但是要是我不认罪，就可能被判刑。”
“我的回答很坚决：NO！我说，从进监狱的那天起，我就不在乎什么绿卡了。我历经艰辛来到美国，完成学业，却被关进监狱。我只想买张机票回国。但是我一定要搞清楚我有没有罪。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警方和检察官向我道歉认错，二是进行陪审团审判。”
有罪无罪？
“从那天以后，审判开庭的日期一拖再拖，从1999年 2月一直拖到 1999年7月，改期9次，因为检察方总是准备不足证据。”
“1999年7月20日，法庭开始审理我的案件。先是挑选陪审员。满满一屋子几十个候选人，要从中间选出12个陪审员，加一个候补陪审员。我的律师和检察官左挑右选，太年轻的不行；如果某人的亲戚是警察，我的律师会反对，担心他偏向警方；要是有人近期吃过警察的罚单，检察方会反对，因为怕他对警方不满。选了整整一天多，等陪审员选齐了，候补者也就剩两三个了。”
“在审理中，检察方真是不遗余力。他们叫我前妻、她的相好，还有他们串通的所谓证人前来作证，想法设法使陪审员相信，我具有暴力杀人的倾向和行为。甚至我在电话里说的 ‘情愿把车烧了也不给她’的话，也被作为重要证据。王硕还现场发挥，说我不仅威胁要杀她，还威胁我要把他的相好一起杀掉。”
“我的律师则选择了一点，向陪审员们说明，这个案子的特点是所有在场证人都是当事人，三人中没有独立中立的一方，问题是要辨明谁在撒谎。他先一步步问那个相好，他是否在DATE王硕，他们是否天天在一起──那个相好起初在法庭上说他认识王硕是为了‘学中国文学’。他向陪审员证明了他们的非寻常关系，随后又点明了他们、包括警方、他们拉来的并不在场的证人证词的漏洞和矛盾之处。”
“审问中，我要求自己作证，律师叮嘱我千万不要提‘宁愿把车烧了’的话。但是我讲话时，向陪审员们老老实实地说明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和说此话的环境和真意。我一讲完，律师就埋怨我不听他的话。但是他马上借题发挥，把我们私下的对话都对陪审员们和盘端出。他说：‘你们看，那边是漏洞百出的，经不住推敲的证词，而我这边的当事人尽管有我的要求，还是老实讲了对他不利的事情经过。谁是诚实的人，谁的证词可靠，你们自己判断。’”
审判整整进行了一周，宣判那天，黄在他公司同事的陪伴下来到法庭。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对他说与政府对阵 “没有好结果”。通过跨洋长途电话，他得知远在湖南的老母亲带箸小女儿，正在南岳之巅烧香拜佛，请求菩萨保佑他。“我把车停在停车场，对同事说，要是我被定罪，被送入监狱，你们就把我的车开回去。”
但是在黄走进法庭时，他看见陪审员们都站在那里。其中有一位白人女士，伸手不易觉察地对他做了一个OK的手势。他感到心中一热。“不管在任何逆境下，一定不要放弃信心，因为世界上总是充满善良人。”他感到那是一个好徵兆。
宣判开始了，法官宣读陪审团的决定。第一项罪名，无罪；第二项罪名，无罪；第三项罪名，9人认定无罪，三人认定有罪。根据法律，前两项指控被解除，第三项需要重组陪审团再审。决定一宣布，检察官拿起卷宗，气哼哼地冲出法庭。不久，消息传来，检察方决定放弃对第三项罪名的指控，因为他们明白在陪审员制度下，他们没有胜诉的希望。
荒唐的婚姻法庭
但是，黄的磨难远远没有结束，当他在刑事法庭为不被投入牢狱争辩之时，他的前妻王硕又开辟了另一条战线。她向婚姻法庭提出离婚的起诉。她选择的时机很好，因为这时，黄至少是个暴力嫌疑犯，而且身为工程师，不进监狱，也可以支付可观的离婚赡养费。
他正在进行的刑事案件究竟对婚姻法院的判决有多大影响，黄自己也说不清。
“那里的审判没有陪审员，全部经过只有五分钟。法官小铃一敲，判我每月付她2600美元。我工资的一半，1600百美元，再加上其他补交部份和保险等。我每一次拿到公司的支票，已经扣掉了给她的部分，只剩400多美元，包括女儿的抚养费用。这是在硅谷呀，我怎么活？！”但是法官没功夫听他的，法官叫了下面人的名字，他就被逐出了法院。作为一个中国学子，一个学数理逻辑的人，他怎么也不能理解这种法律：他，一个辛辛苦苦的工程师，要把所挣工资的大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去孝敬一个连女儿都不要的，和别的男人同居的女人，而自己连生活费都不够。”
他不服气，重又上诉，审案的还是那位法官。这一次，他也没有给黄更多的时间，他的法律依据很简单，因为王硕已经换成F─1签证，是个“学生” ，没有收入，所以黄必须履行“法律责任”。黄说，王英语好，在超级市场当收银员，在东来顺餐馆作女招待，与他不同的只是拿的是现金，从来不缴税。
这时，王在法庭上做了一个惊人之举，说──她在那两个地方工作，都是 “VOLUNTEER”的！黄站起来，在满庭人们面前，指箸法官质问： “您能相信她会长年累月做义务的收银员，女招待？！”法官不需要回答他的尖锐而又再简单明了不过的问题，因为小铃在他手中，这里没有陪审员。到本报这篇文章发稿日，黄还在向他那位前妻支付他的收入。
起诉政府，行不行？
大多数人对黄说，不行。有他的同事、亲友，有见了白人警察和法官绕箸走的华人同胞，也有一些律师。他们即使接案子，开囗都是数万美元，因为和政府、检察官、警方对阵，搞不好要输掉底。但是黄主意已定，他要看，他在美国究竟能不能找回公道。他没有钱找律师，自己前往法院登记起诉，没有表格，自己画一个填写好递进去。警方对他说，你别来惹我们，找你前妻的相好打回点钱就行了。地方政府说，那是警方的事，与我们无关，尽管当初对黄的起诉书上有政府检察方的大名。检察官办公室说，要是你打，你输了要付所有的费用，包括政府的辩护费用。
但是现在对方意识到，他们这次遇到的东方人，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我已经正式起诉SANTACLARA政府检察方，起诉理由包括种族歧视，滥捕滥关，错误而歧视性地起诉。我同时以攻击罪、伪证罪等，起诉王硕的美国相好和她本人。”
对黄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案子，作为多年来美国华人起诉政府的第一例，他希望以此来告诉美国社会，如果这里有公正存在，她应该面对所有人，包括华人。他希望此事给美国执法机构一个教训，以后在执法过程中，在尊重他人人权的同时，也尊重华人的人权。他也提醒华人今后在遇到类似事情时，不要光考虑沉默，而要抗争，保护自己的权益。“我希望得到所有人的理解与支持。”
简评：美国不是地狱，但也不是天堂，种族歧视有各类形式，佩服这个湖南衡阳人的勇气！也痛恨那些见了CIA的影儿就赶快陪笑脸、打躬作揖甚至为虎作伥的华人！美国的人权记录也不怎么样了，比如对台湾同胞李文河的迫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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