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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澳洲人
2002-05-24 08:27:36

尽管百万富翁李普顿老头和年轻漂亮的吉它艺术家琳达在悉尼的ROSE BAY以及REDFREN向我同时招手。那年秋天，我却执意搬进了诺德夫妇家。诺德夫妇的寓所坐落在北悉尼一片绿葱葱的桉树林中。他们是中产阶级，而这正是我所企盼的。中产阶级这个位置，可以比较方便地观照澳洲社会的不同层面。
和我最先交往的，是主人家的儿女们。
苏珊是诺德夫妇最小的孩子，今年35岁，她的丈夫戴维斯和她年纪相仿，是个建筑师。我们的相识是在诺德夫妇家的餐桌上。当时，餐桌上有两个世界：老夫妇和我一方，苏珊夫妇为一方。大家虽坐在一起，却各吃各的，互不干扰。我们的主菜是烤羊肉和炸鱼。他们却只吃面条，青豆和西红柿酱。据说他们是素食主义者，不食荤，但吃海鲜。我有些好奇，便问他们是不是信仰什么。他们笑答不是，对此并未做进一步深谈。
诺德太太(以下称她自己的名字海斯)，私下对我说，苏珊小时是吃荤的，但从上中学以后便突然不吃了。究竟什么原因，她也不知道。"我们有时候弄不清孩子们想的是什么，但我们尊重他们，尽管我们有时会有不同意见。"
我进入诺德家的当天，苏珊夫妇便搬到他们在"邓卡岛"上的新居去了。那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湖光山色，绿树婆娑，是悉尼郊外异常恬静的栖息胜地。邓卡岛方圆5公里，只有70户人家，100多人。苏珊说这是他们久久寻求的理想居住之地。在这里，人可以返朴归真，更加靠近大自然。
"我们喜欢乡村的宁静，不喜欢都市的喧嚣。"长着一脸络腮胡子、常常处于沉思状的戴维斯说。
住在岛上静则静矣，但那潮湿，那虐蚊的袭扰还有那跨水面的游艇，难道不都是麻烦吗？我多少有些困惑。
邓卡岛在100多年前属于一个叫邓卡的富翁，但富翁只是买下了土地，自己并不来住。随着都市居处逐渐拥挤和地价上涨，一些在城里工作的人开始瞄准了距悉尼70公里开外的邓卡岛。土地就这样一小块一小块地出卖了。苏珊和戴维斯就是那些踊跃的买主之一。这幢房产价值20万元，他们采用银行贷款，分期偿还的方式。大部分澳洲人的房产就是这样购置下的。
他们搬家的那天，我也去了。我发现他们的家具既陈旧又古老。苏珊问我："大卫，你喜欢的家具是现代的还是古老的？"我说，现代的。他们耸耸肩，"我们喜欢古老的。"他们的这幢房子也真是古老得可以，陈旧而又简单的木板屋，好象是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
苏珊夫妇的种种情趣使我想象他们是那种比较传统的人。但令我惊异的是，当我寻找唱片时，却发现他们的激光唱片全部是现代音乐。苏珊表示她最喜欢爵士乐。吃饭时，他们一直放着喧闹的摇滚乐，使习惯于古典音乐的我饱受折磨。
在帮助他们搬家的一个月之后，我接到了他们邀请我去吃晚餐的电话。当时我正忙着读书，本想婉谢的。但是海斯对我说，"这是THANK`S DINNER,你不可以拒绝的。这是澳洲人的传统。" 我只好遵命前往。
海斯的鼓励实在是把我推到了她的对立面，邓卡岛之行使我终于明白了两代人思想上的分歧所在。
当夜，苏珊招待我的是薄荷虾、奶油鱿鱼和印尼豆腐卷。餐后，还有奶油点心。苏珊的烹饪技术考究，品味颇高。戴维斯为我打开了法国香槟、葡萄酒和啤酒。我记得贝斯对我说过戴维斯的周薪逾千，这使他们过着一种奢侈的生活，与克勤克俭的老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属于中等家庭，要了解澳洲，就要了解澳洲的中产阶级。"苏珊呷着葡萄酒说，"对了，你的书写得怎么样？还顺利吧。"我告诉苏珊，在诺德夫妇的帮助下，我结识了很多人，收获很大。苏珊点点头，她点燃了一支烟，"但是，大卫，我要提醒你，你常常和我父母以及他们的朋友在一起很危险。你必须脱离我父母的圈子，围绕他们的是一伙中产阶级，他们只是澳大利亚的一种人。他们给你的影响会使你对澳洲的认识发生偏差，很可能导致一叶障目。"苏珊的忠告对我有所提醒，但我想还不至于陷得那么深，以至丧失了分析力。我能领会苏珊的意思--他们的父母思想有些保守，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澳洲人。传统有不好的一面，但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苏珊她们喜欢古老的家具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吗？
戴维斯问起我对澳洲的印象，特别是对澳洲人的印象。我说他们大多很友善。戴维斯笑笑说，你错了。你碰到诺德夫妇是很幸运的。他们以及他们周围的一群人的确很友善，很有教养，可他们并不代表澳洲人。有相当一批澳洲人并不友善，这部分人几乎占澳洲总人口的50%。澳洲的社会道德这些年实际上是走着大滑坡。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问，"是由于一些低质量的移民导致人口素质下降吗？"我想起诺德曾强烈地抨击政府不谨慎的移民政策，以至让一些素质极差的人涌进来，给社会带来种种不安定因素。他曾多次感叹：我们政府得了什么病？"
"不，当然不是，"戴维斯说，"澳洲有史以来就是个移民国家，多种民族的融合使我们国家繁荣昌盛，丰富多采。政府对移民的政策也是严格的，他们或者是投资者，或者是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有些人的文化程度是很高的，就拿越南人来说吧，那些难民中许多人是律师、医生，怎么能说是移民降低了我们的人口素质呢？"
"爸爸妈妈他们都很偏激，我早向你说过的！"苏珊插进来说。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社会有50%的人不友善呢？"我反问道。
"我也不知道。"戴维斯耸耸肩。"也许道德水平下降是一种世界性的瘟疫吧。我们虽是土生土长的澳洲人，但反而看不清我们自己。你是中国人，你看得清你的国家吗？"
苏珊解救了我。她说："不过，澳洲的历史太短了，只有200多年，这么短的时间，我们看不清它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但不管怎么说，澳洲历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它需要更多种文化。"
我想起了诺德先生的话：我们不在乎移民属于哪一个种族，哪一种角色。我们希望他们能溶入澳洲社会，而不要形成自己的小圈子，这很危险。我就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要修筑CHINA TOWN,为什么越南人要聚集在CABRAMATTA，而意大利人栖息在莱卡哈特和利物浦？那些伊斯兰教的信徒们至今还让女人戴面纱、穿黑袍。为什么要把各自的民族习惯带到这块土地上来呢？澳洲只需要一种文化，那就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
想到这，我忽然有些担心，诺德和海斯身上是不是有些种族主义的色彩？一种文化即英国传统文化，或是融合多民族的多元文化，这该是这两代人的分歧之一吧。
"中国是一种文化么？孔夫子主义？"戴维斯问我。我回答说，孔子的思想的确对中国有几千年根深蒂固的统治，但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对其有极大的冲击。现在孔夫子的一些理论是潜移默化地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但表面上看去它并不占主导地位。
"你们是共产主义、毛泽东主义、社会主义。"苏珊说，"听说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人很穷，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好了些，是吗？"
"这么说，你是赞成中国文化大革命了？"我打趣道。
苏珊愣了一下，说："中国的事我不懂，但我相信社会主义。我总是站在穷人一边。"
这是我到澳洲后碰到的第三个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前面的那两个分别是七号电视台的高级编辑安迪先生和《悉尼晨锋报》的记者温迪女士。他们的年纪在35-50岁之间。这一代人刚好经过了社会主义最兴旺的阶段。但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究竟横亘着多大一条鸿沟呢？
"中国至少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太深远了，"戴维斯说，"我对中国文化有一种敬畏感，想接触它，却又不敢轻易碰它，中国文化之宏大深遂，以至我常常这样想，如果不是专门拿出时间来研究，就最好不要去碰它，否则不仅一知半解，还有可能弄出许多误解来，难道不是吗？"
戴维斯对中国文化的溢美之词，没有引起我的共鸣，反倒使我产生怀疑：他这样说是出于客气吗？的确，苏珊夫妇家里的丝绸桌布是中国出产的。他们的书房里摆着的中国瓷器甚至书架子上还有一本"文革"时期的书册。这似乎显示着他们热爱中国文化，问题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以两年的时间去周游世界，去了欧美和非洲，却独不光顾那些被他们赞不绝口的中国。这个问题我曾问过他们几次，却从未得到过令人满意的回答。
第二天，我们坐着戴维斯的小汽艇抵达对岸的一个无名小岛。然后攀岩石，过绝壁，穿山林，直至一个小瀑布才停下小憩。一路上，苏珊曾不断拔除路旁的野草和树苗，她说，"这些植物都不是澳洲土生土长的，是被世界各地的居民带过来的'杂种'。"她指着对面一小片郁郁葱葱的竹林说，"你看，这大概是什么人从中国带来的，它们就在这生根发芽，看吧，总有一天我要把它们除掉。" "为什么呢？"我惊诧极了，我非常奇怪热情洋溢的苏珊竟会有这样一种冷森森的语调。"多种多样的植物不是更丰富多采吗？又有什么不好，你们不是主张多种文化的融合吗？"我问。
"是的，我们是主张多元文化，但同时也希望大自然能保持澳大利亚本身的特色，保持她的纯洁，不然澳大利亚就不是澳大利亚了。"
"我们排斥外来的植物，但不排斥外来的文化，这很矛盾，是吗？"戴维斯回头对我笑了笑，"的确是很矛盾的，世界本身就是矛盾的，不是吗？"
我们坐在瀑布旁的一块突起的岩石上，倾听着流水的声音。这里的山石峥嵘，草木繁盛，伴之以充沛的阳光和鸟类的婉转啼鸣，的确很美，但却美不过北京的香山。悉尼附近的几处风景点我都转过，景色平平。特点是绿及平和，哪比得上中国大陆风景的多彩多姿。苏珊夫妇是大自然的崇拜者，我发现他们很容易被一种极其普通的景色所满足。和他们正相反，我只有看到非同寻常的大自然景观时才会升发出强烈的感触。我想，也许他们崇尚的就是平实和朴素吧。
苏珊夫妇两人都是澳洲全国地理协会的野生植物基金会的成员。这是一个自觉维护大自然平衡的群众性组织，每月有定期出版刊物。组织的宗旨是如何有效地反对人类对大自然的污染。在我们游览时，苏珊不断地把地上的一些烟头、玻璃片、破布和啤酒罐拣起来装在一个随身携带的口袋里。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不但要拣起来，装起来，还要把东西随身带走，越过一片汪洋，带到对岸"邓卡岛"的垃圾桶里去。然而苏珊却乐此不疲。
不久我发现，苏珊的身上也有一种矛盾的东西。一个星期后，苏珊夫妇邀请我去蓝山游玩，说是让我体验体验澳洲人喜爱的一种假日活动--BUSH WALK。我们去的是蓝山之北，那里山势恢弘，山涧深遂，有苍鹰盘旋其中，颇有美国中部峡谷雄浑壮观的气韵。随行的有苏珊的朋友中学教师和艺术家玛格丽特。当夜，我们在一片桉树林中支起帐蓬，生起篝火，大家围坐在火旁，野餐闲聊。我发现苏珊拿起一片纸卷起了烟叶。她贪婪地吸了几口，然后把烟递给了玛格丽特。
"我这儿有烟啊！"我扔给他们一盒"万宝路"。她们咯咯地笑笑，又把烟盒还给我。苏珊飞快地吸着，对我神秘地眨眨眼，"这是一种特殊的烟，很苦。"我忽然有所憬悟，"是白面还是大麻？"
"反正是一种特殊的烟，不过你别告诉我妈妈。"苏姗说。我看到戴维斯在一旁耸耸肩。
篝火在他们的脸上跳动。苏姗把烟吸到尽头，才恋恋不舍地将余下部分抛入火中。"中国女人吸烟吗？"她问，从这个问题发端，她开始发表对女权主义的一些见解。她认为，澳大利亚妇女的地位远远不足以和男性相称，也就是在很多地方不平等，但究竟什么地方不平等，她并没有说出来。
"在中国，男女同工同酬吗？"苏珊问我。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苏姗说，她知道中国的大庆有个"三八女子作业班"，女人和男人干一样的活，她很佩服。
我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我觉得那种苦力活让女人做多少有些残忍。"我说，由于生理上的差别，女人在工作中应当受到一些照顾。没想到，这点竟遭到了她的强烈反对。
"为什么要这样呢？"苏姗说，"有句俗话，叫做'女士优先'，我很不同意，男女应当平等。'女士优先'实际上是把女人放在一种特殊的地位上予以照顾，这还是一种观念上的不平等。"
我没有反驳她的观点，但我以为，对妇女的照顾在澳大利业的确是"OVEREMPHASIZED"。这不仅表现在一般的社交场合，也表现在就业和工作待遇上。一般来说，女人就业比男人容易。在同一性质的工作中，男人要拼命才能得到雇主的欢心，而女人只因为女人这一点，便可以得到特殊照顾，她们在工作中相当优闲，这是不是另一种男女不平等呢？
而苏姗，她们追求的女权到底是什么呢？我发现我们几次远足，在攀越悬崖绝壁和急流险滩时，苏姗总是身先士足地走在前面。她的丈夫并不对她呵护备至。苏姗也并不这样企望。记得悉尼大学的一位女教师在同我闲聊时谈过：假如在商店、旅馆有哪个男人为我开门，我并不会感谢他，我只会感到一种不自在，女人没有必要得到特殊的照顾，否则她就是在维护着一种不平等。
我隐隐觉得，苏姗追求的是一种女人的自主与独立。这种独立精神和他们的上一辈人拉开了很大距离。我记得每当我陪苏姗的母亲海斯去超级市场买东西时，即使她先抵达商店大门，她也要驻足等待，直到我为她拉开门。她会很郑重地向我道谢，然后她先进，我再进。
苏姗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独立了。14岁时，她就敢一人骑马去乡下郊游。她在17岁高中毕业后，便立即找了个工作，然后走出家门，自己租了一处房子，一边工作，一边寻求继续学习的途径。一年以后，她得到了一份师范学校的奖学金，仍然半工半读。罗伯逊家的住房很宽敞，经济上宽绰，完全可以保留这个最小的女儿。但是苏姗说，对于澳洲人来讲，如果高中毕业以后还不搬出父母家，人们会以为他是个懒汉。搬出父母家意味着你在各方面能够独立自主，是会赢得人们的尊敬的。
澳洲人的自主精神有时也到了一种"OVEREMPHASIZED"的程度。比如我们这次野游，苏姗夫妇、艾汶、玛格瑞特每一方都来带了野餐用的酒精炉子，其实五人共享一个便足矣，又何以精细若此。大家各自带的食品也都各自享用，并不象中国人那样习惯于共同占有。如果谁愿意让对方分享自己的食品饮料，也会郑重地说：我能请你尝尝这个吗？联想到苏姗在她母亲家打电话时，也要放上三毛钱硬币，我都会觉得他们的人际关系很奇特。如果朋友、亲眷之间分得这样清楚，会影响彼此的感情吗？但以后我发现，事实上，经济上分得清楚才能促进友谊地久天长。独立、自尊的精神，才是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有效添加剂。对这种人生哲学，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澳洲人理解得很透彻。
篝火在"劈劈啪啪"作响，冷风在林间飘来飘去，我的前胸被火烤得热烈而舒服，但后背仍感觉寒冷。我把几片夹着"契司"的面包架在一个树叉上烧烤，味道独特而有野趣。玛格瑞特啜饮着山泉并一面用一个小树枝搅拌着铁锅里的麦片粥。这个私立女校出身的贵族后裔仪态端庄，骨子里却有一种狂放不羁。她曾驾驭一辆BMWY摩托车横贯美国东西大陆，她曾只身闯进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仅只这些就够我佩服的了。我们后来成了不错的朋友，当然，这是在她和她的男朋友罗斯分手之后--那都是后话了。此刻，我不断往篝火上添加着树枝和木板条。这里是专门的野营区域。澳洲的山林中大都有这种特殊指定区域，那里放着森林工人准备好的木柴，以供游人取暧煮食。
望着跳动的火苗，我突然冒出一句："我希望火上烤的是一只全羊而不是面包。"我本来期望这句话多少能有些幽默效应的，但只有玛格瑞特和艾汶笑了笑，苏姗和戴维斯并没有什么反应。我想我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们是"素食主义者"。我问他们，我说那句话会不会对他们有所冒犯，戴维斯说："大可不必，我们奉行素食，但这并不是一种宗教，我们不在意别人食荤腥，再说，我自己也是吃海鲜的嘛。"
"为什么要奉行素食主义呢？海斯告诉我，苏姗小时候是吃肉的。" 我说。
苏姗笑了，她说，她小时候的确吃肉，但中学以后，看了一些书。书上说，吃肉对人身体有害，她便不吃了。此外，当时的年轻人中有一种崇尚素食的风尚，她也"不幸"被传染了。但更重要的原因，苏姗以为，因为要吃肉，人类就要花很大的精力和物质并占用大量的土地去喂养众多的牛、羊和猪。这样对大自然与人类环境之间的关系必然产生一种链条式的影响，而她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她想为大自然的平衡做一些贡献。再有，世界上有许多人还很穷，他们甚至连足够的粮食不能得到保障，澳洲却有吃不完的肉、蛋和水果。这就有些不公平了。"我们不能一边看着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穷人饿肚子，而我们却在一边大嚼其肉！"
对于苏姗的解释我困惑不已，难道这些便是造成她素食主义的原因吗？而且她的同情心多少搀有社会主义色彩。她曾经笃信社会主义，那么她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想，最基本的要素是：社会每个人都能充分享有工作、受教育的权力。这就是我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苏姗说。
"澳洲有社会主义政党吗？"我问。
"可惜，社会主义在澳洲的影响很小，如果有政党的话，响应者也很少，这儿的人都怕共产主义，至少不喜欢它。人们不喜欢社会主义的旗帜，依我看，社会主义贫富差别不能太大。当然也不能完全平均。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是因为穷人造富人的反吗？"
我非常吃惊苏姗对中国国情的孤陋寡闻。我对他解释，中国的社会矛盾绝不是穷人和富人的矛盾。
"不管怎么说，我将永远站在穷人一边。现在澳洲的工党多少有些社会主义色彩，政绩是明显的。我们拥护他们，但我的父母反对他们，我们的观点是经常发生冲突的。"
"苏姗很幼稚，" 当我回家后，将蓝山之行讲给海斯和诺德先生时，他们说："苏姗的脑子里是一团浆糊。她说她崇尚社会主义、崇尚穷人。可他们有实际行动吗？一边拿着高工资，过着奢侈的生活，一边说同情穷人。这种空洞的说教毫无意义。我们不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可我们对穷人的实际帮助要比他们多得多！"
诺德夫妇每年都要拿出相当一部份钱去赞助穷人和帮助象"盲人协会"、"孤儿院"、"心脏研究基金会"这样的社会团体。他们对社会提供了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一点在与他们共同居住的四年中，我体会至深。但是苏姗和戴维斯呢？我的确没有发现他们对穷人有过什么捐助，尽管他们信誓旦旦，难道他们真是那种不切实际的只会空谈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吗？
海斯说她和女儿苏姗之间有较大的矛盾。这也证实了苏姗以前对我所说的，"母亲从小便想控制我，但我却不断进行反控制。""我喜欢父亲，你知道，女儿是喜欢父亲的。"
我想起苏姗在林间抽白面的情景，便问诺德夫妇是否知道他们女儿的这种嗜好。他们大有深意地笑笑说早知道。我说既然知道为什么不管教管教，海斯说，苏姗已经35岁了，她应该什么都知道，用不着我们对她说什么好，什么不好。
同苏姗比较起来，戴维斯要深遂得多。他85年毕业于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学系，获硕士学位，成了一家大公司的建筑师。在同龄人中，他算是幸运的。他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他说当国家的经济走下坡路时，建筑师就要倒霉了，因为到那时，将没有谁想盖房子。他说，在澳洲，收入最高的是医生、律师，其次才是建筑师。但这三者都是属于宝塔尖上的高薪阶层。戴维斯的周薪为1300澳元，而一般教师则为450澳元，几乎相差三倍。做了几十年教师的海斯对此有些嫉妒。她总说戴维斯可以过一种奢侈的生活，她的嫉妒往往通过这样一种对话表达出来："大卫，你在戴维斯家可以吃到KING`S ISLAND生产的契司"(一种昂贵的契司)，在我们这却只能吃到普通的"。
在蓝山游玩时，我们曾就一些问题边走边聊，比如对个人成功的看法。戴维斯认为：人越成功，便越自由，越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成功并不意味着著名。名声有实的，有虚的。实实在在的成功，在于你对自己作品的满足，在于你的作品得到人们的承认。
"大卫，你这一生中想干些什么，或说有什么事能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呢？"戴维斯问我。我想想说，"旅行和写作。不断地在生活中有所发现，不断以我的笔去表现生活。"
"你的想法很好，但是旅行要花费，钱从何来？中国是个穷国，你只能挣到很少的钱，不是吗？"
一想起这点我便有些沮丧，我和身边的这位建筑师同年，他几乎走遍了全世界，而我只去了有限的几个国家。苏姗夫妇用了两年的时间去环球旅行，足迹遍及美洲、欧洲、日本和东南亚，大概花去了三万美元，而这些钱不过是他不到半年的工资，而我至今还是个穷学生，我承认，钱是我的主要困难。但我寄希望于最近两年的生活突变。
"同你，同世界上的许多人比起来，我的确是幸运的。"戴维斯说，"当我去世界各地转了一圈之后，我益发相信，能够在地球上的这片土地生存的人的确是幸运的，以前我没有多深的体会，现在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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